我还举着那枝花21

下雪，我没有再见过康诚。

    来德国的第三个圣诞节当天，我被指导教授从实验室里赶了出去，他强制要求我给自己放假一周。我的身T在这两年变得越来越差，免疫功能下降，偶尔会有耳鸣的症状，未来应该是个早龄幻听或者重听患者——尽管我使用耳机的频率并不高。

    胃痛失眠更是家常便饭，黑眼圈常年相伴，不必照镜子我都想象得出自己面h肌瘦的鬼样。

    今年学校开学b往年早一些，我对开学最大的期待，就是我选修了康诚父亲褚民先教授的放S物理学。

    这门课从本科开始到硕士毕业，同样名称不同老师，因为课程安排之故，我已经反复修读了四五遍。实验室的同学劝戒我，这位华裔教授的课既不容易给高分，又有许多课后作业，我们博班的人没必要为了凑学分自找麻烦。

    他们哪里会知道我怀的小心思呢？

    褚教授在点名时就一眼认出了我的名字，这位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气质温润，说话却是铿锵有力。课后我跟他探讨一些公式推导，他不在我们系受聘，去他办公室的路上他就把我的疑问解答了。

    “小姝，”褚教授私底下说话却是温言软语的，“我可以这么叫你吧？”

    “当然，我当年的推荐信还要感谢您为我寄出帮忙呢！”

    “这些过去的就不提了，”说话间褚教授的办公室到了，他掏出钥匙开门进去，我一眼就望见书架上、墙面上他摆置的家庭合照，康诚青涩年少的面庞模糊却不再遥远。褚教授请我坐下，“来了有两年半，慕尼黑还适应吗？”

    “已经很适应了，谢谢您的关心。”我没按捺住，直白地询问褚教授，“那您的太太跟康诚还好吗？”